我们知道，“等著”应当是参著的人太多（最低标准是超过三个，通常应当是超过五个），不方便在封一及版权页上都一一列出，当然主要的考虑是出于封面及版权页设计的美观起见。通常的做法是，在封三以一定的次序详细列明所有参著的作者，或者在《后记》《跋》或《前言》《序》（后一种做法在当下中国学界通常较少见）中予以说明。

　　但无论是上述哪种做法，都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知识传播学后果，即按照当下中国主流的引注模式，那些被“等掉”的作者是难以甚或通常无法出现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的。这对于参著者无疑是不公平的：辛辛苦苦参著，自己的作品在被引用时竟然无法出现自己的名字，而是被第一作者“等掉”了，这肯定会减少自己的被引率并降低自己在学术圈的知名度。同时，这也不利于合法合理，客观真实的知识传播秩序的生成：至少从形式上看，参著者的作品被第一作者“等掉”后，不是非常仔细及严肃认真的读者是难以发现真正的作者的，通常都误以为是第一作者的作品，这也无疑会在客观上形成经常喜欢“等掉”参著者的第一作者“著作等身”和经常“喜欢”被“等掉”的参著者（在当下中国，这样的人应当很少了）“著作寥寥”的假象。

　　那么，究竟应当如何“等著”呢？我认为最佳的方案是，在封一和版权页中的显著位置按照参著字数之多少、或参著章节之先后、或参著章节之重要性等，列明被“等掉”的参著者及其所撰写的章节；次佳的方案是在封四（即封底）作出如上列明及说明；最次的方案是要在扉页作出如上列明及说明。

　　至于如下“等著”行为，即使作出上述列明及说明，也是违法逆理的：

　　其一、第一作者只参著极少甚或没有任何参著章节，这等于变相掠夺其他参著者的作品，不仅不合理，而且也不合法。（具体法律、法规及政策请参见小著《法学学术规范与方法论研究》，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每章后面的附录，下同）

　　其二、第一作者把他人的作品改造成章节，然后强行“等掉”这些人，事前甚或事后却不通知这些人，这种做法已经是盗用、剽窃了，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。

　　其三，第一作者把他人的作品改造成章节，或不作任何改造，直接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，然后也强行“等掉”这些人，也不在任何地方做任何说明（这种情形在当下中国已经比较罕见了），这等于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，为国法、天理和人情所不容！

　　那么，最后，同样作为读者的我们应当如何引用“等著”作品呢？我认为首先是应当慎引“等著”作品，不要轻易引用那些“等著”作品，因为多人合作的作品，虽然可能内容丰富、观点多样，但也可能潜藏诸如观点不一，前后矛盾，甚或知识产权瑕疵及争议等问题；其次，即使万不得已要引用“等著”作品，也要在当下中国主流的引注模式的基础上，跟编辑强调，要注明具体被引章节的作者（这一点山东大学法学院、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的学者做得非常好，已经形成一种良好的引用“等著”作品的较佳模式，可以参考借鉴）。

　　“等著”，以及如何引用“等著”，绝对不是一件编辑学上的小事，而是一件表明当下中国学术界、尤其是法学界是否尊重知识，尊重劳动的大事！你的一个细微的举动，就可以显示你的知识及涵养。在如何对待“等著”这件事情上，更是如此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