皋陶的这种“刑期于无刑”的愿望，在后世的孔子那里衍化为对“无讼”的追求。我们都知道孔子是教育家，是教师的始祖，然而在他的“履历表”上，还有一段做鲁国司寇的经历。既为司寇，断狱刑人就是其分内之事，不过他在承认“诛”的必要性的同时，认为“教”才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，所以他反对“不教而诛”，主张对待臣民百姓要“宽猛相济”，并且提出了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样态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对于断狱听讼这样的事，我的才能还是能赶得上别人的，不过我的目标是社会上不再有讼事发生。从这句话中，我们能听得出孔子的自信，也能读出其超乎常人的抱负和理想，那就是通过道德教化，使人人都成为君子，世上将不会再有犯罪。由此观之，孔子通过道德教化消灭犯罪的“以德去刑”，终究还是要比皋陶“刑期于无刑”，更具有治本的期许，只是当理想照进现实的时候，才会发现二者之间的裂隙几乎是无法弥合的，无讼也好，无刑也罢，只能存在于理想中而已。
不过，皋陶和孔子对无刑和无讼社会理想的追求，反过来又为司法者型塑了仁恕的职业形象。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，在其著名的《历代刑法考》中，特别强调“先王之世，以教为先，而刑其后焉者也”，“刑者非威民之具，而以辅教之不足也。”在总结中外法制经验时，沈家本认为立法和司法都离不开道德教化，只有注重道德教化，做到情法两尽，法律才能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，若非“情与法相济”，单纯依靠法律的威慑和镇压，只能是南辕北辙。因此，沈家本提出执法之人要有“平恕”之心。一方面，执法者要严肃、客观、公平，因为“设使手操三尺，不知深切究明，而但取办于临时之检按。一案之误，动累数人；一例之差，贻害数世，岂不大可惧哉？”所以用法必须公平，“度长短者，不失毫厘；量多少者，不失圭撮；权轻重者，不失黍絫；立（执）法者，皆应如是。”另一方面，要想做到公平执法，还需有仁恕之心。他对东汉时期主张审案定刑须从宽从轻的廷尉郭躬十分赞赏，认为法官应本着仁恕之心去审理案件，“恕心用三字，实为平刑审断之本，酷虐残暴之人，习焉而不察者，皆由其心不恕也。恕则人心自生，酷虐残暴之为，即有不忍为之者也。”在沈家本的评价中，西汉文景之世乃“为汉法最平恕之时”。
不惟如此，法史学者还将仁恕归结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特质。在《中国固有法系之简要造像》一文中，陈顾远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法的“容貌”以礼教为中心，具有“仁道恕道之光芒”。他解释德礼乃致王道之本，只有在“化之弗变，德之弗从，伤义以败俗”的情况下，“于是乎用刑矣”，非为刑而用刑。礼教中心主义及于法律时，遂有“仁道”和“恕道”的表现。就仁道而言，则有对幼弱、老耄、蠢愚等犯罪者免刑、减刑或赦其罪的“三纵”之法，这是对犯罪责任能力方面，存以仁爱之心；于不识、遗忘、过失者往往减轻其刑的“三宥”，则是对犯罪行为之可怜恕者，予以仁惠之科。就恕道而言，即对苟有可以原谅者，自不必过于深求，并且对于已知悔悟而为自首的，也可原其罪。总体而言，在古代法律制度设计之时，即已贯彻了仁恕之道，而对司法官断狱理讼，期于天理、国法、人情的契合，则使这些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了回应和落实。
人们谈到中国古代法律时，常有官法如炉之的说。若以“断其肢体，刻其肌肤”的酷虐之刑来看，此说确乎精当，然而对法官审断过程中仁恕的倡导，却也为刚性的法网平添了一缕柔情。事实上，即便在我们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今天，也并不是一味地提倡法律的严厉和严苛，用刑的目的，固然有惩戒威慑的一面，但刑罚的运用，更在于通过教育和训诫，以使犯罪者不至重蹈覆辙。在一些案件中，如果其所犯本是无心之失且已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，社会危害性不大几至微乎其微的情况下，司法者即可以仁恕之心蕴涵于其判决之中，予当事人以自新之路。
之所以有上述感慨，是因为近日里看到一则案例。说某地一地铁站的女保洁员，在闲暇时捡拾了一些乘客丢弃的“一卡通”充值发票，售卖后所得1100元，正当其“交易”时被抓获，遂被有司以非法出售发票罪提起公诉且获刑十个月。看到这条消息时，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尽管根据法律条文来看，法官的判决似乎并没有错，不过对这样一个本已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保洁员，既没有故意犯罪（其实这是非法出售发票罪的必要条件），以为卖废弃发票就和卖捡拾的饮料瓶等废品一样，获利又极少，其行为对“国家税收征管政策”也未造成危害，且在法庭上后悔的直流眼泪的“无知”女性，实在没有羁押的必要。在此案件中，如果司法人员能以仁恕之心，判处这名保洁员拘役或更短期的徒刑或缓刑，甚至于免予起诉的话，或许更能得到民意的认同。其实仅有“抓获”的惊吓，已使该女保洁员今后不再有“非法出售发票”的念头，刑罚未用却已产生了威慑的效果，又何必去判她去坐十个月的牢呢。司法者之伦理，固然在于其严格依法判案，但在其自由裁量的范围内，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，以仁爱宽厚之心对待当事人，不失为一种职业上的精进与修为。毕竟，刑罚只是一种手段，“刑期于无刑”才是目的。
(本文发表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第二版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