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142】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，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，结合相关条款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、习惯以及诚信原则，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。

　　   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，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，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、习惯以及诚信原则，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。 

　　意思表示发之于内在的“意思”，显现于外在的“表示”，由此而论，意思表示一方面可以体现为由“意思”到“表示”的过程，这是意思表示的动态性的表现；意思表示的另一方面可以体现为目的意思、效果意思与表示行为的要素的组合，这是意思表示静态性的表现。因此，对于意思表示之解释应该把握意思表示的这两个方面——动态与静态。 

　　此外，对于意思表示地认识还需要进一步的突破。一般认为，意思表示是意思自治的设权行为。从根本上讲，意思表示体现的是事实的问题。但是，如果从意思自治的角度讲，意思表示是具有规范性的，最直白的体现就是“有约定按约定”，在私法领域之内，约定优先的法理基础就是意思自治。因而，对于接受“意思表示”约束的当事人来说，意思表示体现出双重的性质——事实性与规范性。 

　　我国《民法总则》第142条对于意思表示的解释问题做出了专门的规定。该条文对意思表示做了区分，即“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”与“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”其解释规则还是略有差别的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——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，结合相关条款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、习惯以及诚信原则，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；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——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，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、习惯以及诚信原则，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。这里的差别似乎也就一目了然了，关键之处在于是否“按照（拘泥）所使用的词句”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“语义解释”的问题。再一点就是解释的目的：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——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；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——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。如果，将这两点更抽象的表达，那就是探求意思表示者的“意思”。 

　　事实上，一个人的“意思”是不可知的，我们只能通过“表示”的方式来推知“意思”，所以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溯式的探知。之所以如此，在我看来，我们事先就做出了这样的预设——意思表示内在一致性的前提，即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性是意思表示之解释得以进行的一个前提条件。换言之，我们是在试图构建意思表示所能够达致的一个体系性的法律概念。故而，在“意思”与“表示”不一致时候，法律规则就会另有规定，这时的解释问题就转化成为对法律规则本身的解释。 

　　在这里，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强调的，弗卢梅在其名著《法律行为论》中如是说“任何法律思考都是针对某一问题而进行的，任何法律规则都是针对某一问题所制定的。有鉴于此，解释也是针对问题而进行思考的。”对此，我们也可以认为，任何意思表示在被解释的时候都是具体的，也都是针对具体事情而作出的。因而，意思表示之解释的问题也只能放在具体问题予以解决。 

　　然而，“个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却只能产生于法律秩序的整体，有鉴于此，正如比较法所明确标明的那样，在同一案例中，由于所涉及的法律秩序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”。弗卢梅的这些观点令人叹服。意思表示是被纳入到规范体系的法律概念，因而其本身也要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。 

　　我国《民法总则》第142条的规定恰好也体现了弗卢梅所表达的观点——“结合相关条款、行为的性质和目的、习惯以及诚信原则”。既关涉个案，由于法律整体相关联。也正如弗卢梅所说“解释的艺术并非来源于各种原理，而是来源于实践。”因而，我更应该从司法实践的解读去认识意思表示之解释的问题。意思表示不仅是事实的，也规范的，但我发现，在司法实践中，裁判文书往往将意思表示作为事实加以解释，而忽略其规范性。事实是需要证明的，而规范是需要论证的，这大概也是我们的判决书说理不充分的问题，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