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《外储说右下》的最后一段，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：延陵卓子乘苍龙与翟文之乘，前则有错饰，后则有利鎚，进则引之，退则策之。马前不得进，后不得退，遂避而逸，因下抽刀而刎其脚。造父见之，泣，终日不食，因仰天而叹曰：“策，所以进之也，错饰在前；引，所以退之也，利錣在后。今人主以其清洁也进之，以其不适左右也退之；以其公正也誉之，以其不听从也废之。民惧，中立而不知所由，此圣人之所为泣也。” 

　　这个故意大意是说：延陵卓子乘坐由名马“苍龙”、“翟文”拉的车子，马的前面有交错的钩、勒等饰物，后面有锋利的鞭针。马前进时就向后紧拉，马后退就用鞭抽打。马前不能进，后不能退，于是就避开前后而乱跑，于是卓子就下车抽刀砍断了马的腿。造父看见了，流泪不止，整天不吃饭，仰天叹息说：“马鞭是用来让马前进的，钩勒却又在前；缰绳是用来让马后退的，鞭针却又在后。现在君主因为臣下廉洁而加以任用，却又因为他不迎合身边亲信而予以辞退；因为他公正而加以称赞，却又因为他不听从旨意而予以废黜。人们因此而害怕，站着不动，不知所措。这也就是圣人为之哭泣的原因。” 

　　其实，这段话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：君主应该是用有才能的人，还是用对自己忠心的人？一般来说，这不是太大的问题，既然食君之禄，自然就应该忠君之事。可是，大臣太能干了，就容易功高震主，就是任何一个皇帝所不能容忍的。尤其是掌握兵权的那些人，更是时时提防。安禄山就几乎葬送了大唐王朝，赵匡胤总结五代的经验，搞出来一个杯酒释兵权。袁世凯也是因为手握重兵，才被清政府革职回老家。若不是武昌起义，袁世凯恐怕终生难有出头之日。因此，人们才说伴君如伴虎，大臣对皇帝不敢说半个不字。像魏征那样敢于向唐太宗直谏的美谈，并不是李世民真的有多么大度。而是因为他是杀了太子，逼迫李渊退位，才当上皇帝的。靠这种方式当皇帝，自然不是很光彩的事情。他为了获得大臣的支持，才表现得宽宏大量、礼贤下士。像这种情况，和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一样，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并不能代表整个历史。 

　　而既要向皇帝不断表示忠心，又能不断得到提升，就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。在古代，很多大臣可以做到精忠报国，但并不一定能得到皇帝的信任。而皇帝最不放心的人，他就随时面临着灭顶之灾，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，也不管他有没有任何错误。因为在古代，皇帝的利益高于一切，为了皇帝的利益，大臣的性命简直是微不足道，更不要说其它利益了。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没有人认为这种制度有不合理之处。人们更习惯的是皇帝从刘家变到曹家，由曹家变到司马家，再由司马家变到刘家。就算换成蒙古人、满州人，也没什么不可以。反正谁有足够大的权势，谁就可以做皇帝。至于君主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么大的权力，为什么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可言，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。 

　　韩非子看到的虽然只是大臣的问题，但对于平民来说，这个问题更为突出。当然，苛求韩非子解决这个问题，有些过于强人所难。而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，就让人感到无比悲哀了。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，几乎都是靠武力夺取的权力，自然要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统治。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家的江山，不但连宰相都不要了，还要监视大臣的一举一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可能允许大臣有任何个人权利吗？官员上朝时都战战兢兢，老百姓的生活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 

　　以为推倒皇帝制度以后，就走向共和了，立即就可以拥有个人权利了，其实也是不现实的。每个国家虽然情况不同，但对政府权力没有足够的制约，也就不可能维护好自己的权利，韩非子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根本解决不了。个人权利从何而来？像卢梭说的天赋人权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。法国大革命对维护个人权利的作用，也是极其有限的。像丹东、罗伯斯比尔这些积极宣传自由的革命家，不照样被推上了断头台吗？他们连自己的性命都保证不了，又能给普通百姓带来什么呢？个人权利虽然是每个人的事情，却从来都是由小部分人争取来的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个人权利虽然非常重要，但他们却没有任何的能力争取。农民起义可以推翻一个强大的王朝，却难以争取到丝毫的个人权利。 

　　个人权利又该靠谁来争取呢？只有靠对政府权力产生一定影响的人。而在中国古代，君主对自己的权力从来不会做出半点儿让步。于是，大臣权力大了，就会逼迫皇帝退位。或者借助农民起义，进行改朝换代。所以，只有在近代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，个人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，对政府权力的要求越来越高，才能逐渐约束政府的权力。当政府权力得到一定约束的时候，个人权利自然就呼之欲出了。虽然，开始的时候，个人的权利比较少，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个人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。在这个时候，即便是政府，也要按法律办事。而法律的通过，必须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韩非子所说的政治难题，自然就荡然无存了。